张献忠封天主教传教士为国师，但规定：上帝你们可以拜，我们不拜

明朝末年，世界各地的交流已经十分频繁了，到明朝后期已经有很多传教士随着东西方贸易来到中国，成了东西方交流的先驱。著名的西方传教士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意大利人毕方济等，这些传教士们因为和明末清初的上层官僚交往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当然还有很多不那么有名的传教士，他们更注重于在民间进行传教。

徐光启与汤若望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也曾经和西方传教士有过交集，而张献忠在与他们进行交流时的一些行为打破了我们对张献忠的固有印象，他在与西方传教士打交道时展现出的思想和智慧与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杀人恶魔”、大老粗完全不同。

张献忠坐像

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张献忠率领大西军入川，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四川大部，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而当时，四川虽然远在内地，但是也有不少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四川进行传教活动，比如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他们在张献忠的礼部尚书的推荐下见到了张献忠。在双方的首次会面中，两位传教士给张献忠这个大老粗讲了许多天文地理和西方国家政治的知识，这自然让张献忠觉得二人十分博学，于是张献忠封二人为“天学国师”，留在自己身边，以便不时学习。

此后，张献忠还命令二人制造了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建好以后张献忠“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虽然制造“二球”有好大喜功、装点门面的嫌疑，但是张献忠还时常向二人索要天文书和算术书，说明他还是比较注重西方科技的，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主要以天文学和算术为主。

虽然张献忠十分重视二人，但是张献忠对于天主教的态度却是另外一种姿态，而且十分明确、不容置疑。

张献忠对传教士们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惟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张献忠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你们在欧洲可以拜，但是我们生于中国，不拜。而且张献忠还为此做出了一个精辟地论述——“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洲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意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这番话让传教士们也无话可说，毕竟是你们的天主自己“不愿意在中国受敬礼”，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

教皇

面对张献忠的如此态度，传教士们也无可奈何。但是，虽然张献忠不允许他们在四川范围内传教，但是依然利用他们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希望他们等到自己平定中国之后，送他们回欧洲，然后“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

由此可见，张献忠虽然出身草根，但是他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却十分客观，虽然不允许他们传播天主教，但是对他们传播的西方科学技术却不加阻拦，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传播科学知识，如此开明之态度，比张献忠晚两百多年后的慈禧太后等晚晴顽固派都望尘莫及。

参考文献：《明末农民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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